不翻墙 

 

这部纪录片早已久闻大名。晚上终于观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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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onvenient Truth —— 令人不安的真相。

【个人认为《难以忽视的真相》这个中文译名看似哗众取宠，在程度上还是有点太轻描淡写。】

 

而它谈论的，正是你我都身处其中的温室效应及环保问题。

关于环境保护，以及生活方式、经济、道德、政治、科学、传媒，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延续出非常多的思考与讨论。

 

 

“快活”这个中文词很妙。它表达的是非常愉悦的情绪，和“快乐”差不多同义，同“快感”也是近亲。“快”，一定要快，才能开心吗？ 一定要快快地活，赶快地活，争分赶秒地活，才能快活吗？ 在我们急急忙忙地追赶一个又一个的欲望，在我们迫不及待地扎进流水线般的生活中，在我们被林林总总的快速而不健康不环保的商品包围时，这其实是往地球上铺设着一个又一个的定时炸弹。没错，就像片子里呈现出的，气候变迁、物种消失、疾病扩散、自然环境恶化，人类正咀嚼着自己种下的苦果。追求经济成长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消费欲望与贪念是有史以来不曾停歇的永动机，它们无疑给人类创造了福祉，却也留下了貌似无穷的后患。如果我们只顾自己快活而“快”活，不远的将来，Wall—E 甚至只能在水下收集垃圾——人类不但制造了无数垃圾山，还让南北两极融化了，ohhh～～

 

如果我们能慢一点点呢？如果让自己不那么方便一点点呢？如果生活得质朴一点点呢？至少可以爬爬楼梯不坐电梯，至少可以多乘公共交通工具，至少可以少吃肉多食近郊农庄的蔬果，等等，等等。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得好。地球上当然有那么一些有胸怀的无私的人，伟大。但自私更是人类的共性。环保与道德，也许演绎为短视与长远的自私更靠谱。短视者，只看到一天、一周、一月的私利，环境问题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看长远一点的自私者，也许会考虑到20年后地球不再适合居住，或者自己的子孙会活得很糟糕，于是，自私得长远一点点，就会多一点节能减碳的动作吧。

 

 

公共选择理论设定选民、政治人物与行政官员都是出于个人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对，千万别相信什么tmd无私的政客官员这一套。于是就产生了选民集体不作为、政客个人效用最大化、利益集团寻租等等问题。（俺现在总算学得比较明白了，但要写下来实在太多啦，，，免了。）戈尔在选战落败后一定体会极深，从而放弃了美国政治，改当地球大使了。

 

科研机构、大众传媒原本该是提供真实可信中立信息的来源，在利益诱使与政治操纵下，一次次丧失贞洁。仅仅片中的管中窥豹，我们应该就能想象，充斥在报纸、电视、网络的种种信息里，有多少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又有多少是遮遮掩掩的选择性报道。公民在信息全面的时候已然集体不作为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更加是一盘散沙。

 

 

 

 

 

 

好电影如何定义？打动观众也许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虽说似乎随着年纪的增长，是越发容易为戏中情落泪。但比起很多白白流掉的眼泪，《入殓师》让我眼眶湿润得特别真实。

 

中学时代（高一？），奶奶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去世。说起来我并不是和她很亲近的小孩，瘦瘦弱弱、说话小声的奶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她写得一手极为隽永的柳体，和儿时大人翻出的老照片中，身着旗袍烫着卷发的她美丽不可方物，还有她和爷爷不管走到哪里都手挽手的身影。回想起来，对于奶奶最后的旅程，我的记忆碎片纷乱而模糊。在睡梦中听到一声炮竹的闷响——家乡的风俗，人咽气了，家属须以一声炮竹做“公告”，通知的，不但有附近的邻居，大概还有天上的神明——接下来便是我房间下方的小天井里急促来回的脚步声和大人们的哭号声。妈妈哭得格外凶，当时年少的我似乎为此有点讶异，一向坚强能干的妈妈，哭瘫到一个不成人形，和只会默默流泪的我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在家中弥漫了好几天的香火气味中，爸爸迅速地憔悴；有太多人在进进出出，太多白孝帕晃来晃去，唢呐和丧事歌者试图把这种破碎的气氛用民俗的喧声掩饰过去，声嘶力竭地想让大家觉得“热闹”... ... 最后我手捧遗像，走在前头噼里啪啦放着鞭炮的送葬队伍中，心情有过怎样的起伏，已经不记得了，只有鞭炮声和火药味还留着模糊的痕迹。是的，奶奶的葬礼是充斥着声音与气味的记忆——除了我帮她梳头擦脸的过程。请来的大妈帮奶奶擦拭好，穿上寿服。我不满意有点粗枝大叶的大妈，便拿了梳子给奶奶细细地梳头，慢慢地擦脸和手。此刻回想起来，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个时辰的烛火钱纸气味或周遭的喧嚣，只是手掌中奶奶灰白的头发细细软软，有点少；她的脸很瘦削，两颊深陷下去；属于指尖的回忆中，她皮肤已经变得，凉凉的。

 

影片中由本木雅弘饰演的入殓师非常细心温柔，不管是拉大提琴还是为往生者入殓，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关怀，每一个动作都凝结着艺术感的优美雅致。在可爱老头头久石让大师一如既往的优美配乐中，日本电影擅长的细腻刻画更凸显触摸心灵最柔软处的本事。片中的父子情、母子情，用的桥段虽稍嫌老套，但当父亲手中攥着的蛋形白色小石头掉落下来的刹那，当火化间的火焰开始燃烧的刹那，谁又能省得下满盆满钵的眼泪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没有遗憾，是不是就不能成为人生呢？

 

所以，在所谓的最后的旅程还遥不可及的当下，赶快努力，让这遗憾少一点，更少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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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在三峡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 P34-35

记者 杨潇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

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